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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博士研究小姐10年 她们真的最在乎钱吗?

网络整理 2020-01-13 06:01:33 作者:森林散布

她们会强调自己和女工不同,女工更苦、更累、更惨,她们做小姐 ,能赚更多钱、更轻松,比女工好。她们会把自己做的事情往更好的方向去描述,但又不会告诉家人自己在做什么。挺矛盾的心理。她们对小姐 这个身份,既觉得没什么,又觉得有什么。

对话人物

丁瑜,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。曾就读于香港大学、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。研究方向为性别研究,包括中国性产业与性工作者等。2016年6月,她出版专著《她身之欲 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》。

对话动机

2014年2月,央视新闻频道播出《屡扫不绝的东莞黄流》后,东莞警方重拳出击涉黄场所,并引发全国性严打涉黄犯罪活动。如今已逾三年。

尽管存在法律的高压线,但性工作者毕竟是一个为数不小的群体,她们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?有着什么样的心理?学者丁瑜用将近十年的时间给出了答案。多年的田野调查,和她们同吃同睡,在丁瑜的笔下,结论有点让人意外:对于大多数小姐来说,物质利益并非她们进入性产业最重要的目的。

新京报:为什么想到要研究 小姐 这个课题?

丁瑜:纯属偶然。在英国读硕士时,有一门课程要求分组做报告,我们小组被分到了娼妓问题。

查资料时,一位英国作者提到,这群女性在日常工作中,看起来权力很大,有很多可以自己商榷的时刻,但在资本主义环境里,她们是不太自由的。前半部分的论点,让我三观颠覆,我从来没有想到这群人还有自由度和商榷的权力。当时也会和宿舍同学讨论,她们有的说这是一种对女性的剥削,有的说应该合法化,然后抽税。我当时觉得挺新奇。到了申请香港大学博士时,想到了这场讨论,就开始了。

回过家、只谈过两次校园恋爱的乖乖女,一个游走于声色犬马、灯红酒绿之间的性工作者群体,你们属于两个世界。

丁瑜:对。最开始完全是两眼一抹黑。已经不能用紧张来形容了。开题一年,我还没有开始做田野。一次月会上,导师说,如果你不在一个星期内找到两个 小姐 开始你的观察,那你就不要做这个题目了。我当场就哭了,紧张又焦虑。

新京报:怎么打开局面,并深入访谈了23位 小姐 ?

丁瑜:被导师逼了,没有办法,只能去找,滚雪球的方式。先是深圳的一位记者朋友,带着我去找到一个站街女,这个女孩愿意和我聊;后来又通过香港那边导师的朋友认识了一位以前做过 小姐 和 妈咪 、有黑社会背景的 大姐大 。再通过她们去认识更多人。

和小姐住了大半年

剥洋葱:你曾打过小卡片电话,去找应召女郎?

丁瑜:那是在广州,我一个男性朋友叫到他家里。女孩到了,我朋友躲进房间。女孩看到我有点懵。我解释,我是做研究的。她还是有点羞涩、尴尬。我问一堆问题,她只回答“嗯”、“是”、“哦”几个简单的字,这种奇特的场面持续了大约半小时。

后来,她看了我手里的访谈提纲,发现问题都很常规,比如家乡在哪里,在城市的生活什么样子。她明白了,我的目的很简单。态度就好一些了,局面打开了。

剥洋葱:第一次走进夜总会是什么感觉?

丁瑜:深圳的记者朋友带我去的。楼梯上灯光红红的、暗暗的,一排穿着吊带裙的姑娘站在楼梯上迎客。一进门的地方是一个很大的舞池,我看到有男人搂着女人跳舞,把手搭在女人屁股上。那是第一次去夜总会。因为有人带着,我一点也不紧张、害怕。反而觉得比较新奇。

剥洋葱:在我们印象里,夜总会是离毒品、艾滋病比较近的地方,你有没有遇到过危险的情况?

丁瑜:有。跟着“大姐大”,比较容易看到深层的东西。一次在深圳福田的一个夜总会里,夜场的人喝高了,又嗑了药,非要我试毒品。这时候“大姐大”站了出来,说我是她的人,不要为难我。我的身份是直接告诉他们的,大家都觉得我的学生身份是无害的,也不会刁难我。导师说我很幸运,都没有碰到什么问题。真有问题,也会有人罩着。

剥洋葱:为了贴近生活,还和两个“小姐”住过半年时间?

丁瑜:零零散散地住了大半年。大部分时候,我和她们见面都是在工作场合,或者约出来吃饭。在家里,才可以看到她们生活中的样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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